“热心虽好，还要有训练才行”
台湾921地震社工救助借镜

    接受完南方周末的电话采访，台湾大学社会工作系教授冯燕匆匆赶去开会。她兼任董事长的台湾“儿童福利联盟文教基金会”（以下简称“儿盟”）受到上海市民政局邀请，将一起赶赴四川绵阳做失依儿童的扶助工作，她要和同仁商讨计划。这时候，她刚刚从柏林开会回来，到家只是放下行李。

    20日，“儿盟”执行长带领团队里最有经验、身心健康程度最好的社工作为第一梯队飞去四川，评估灾区的具体需求，以后每隔十天都会有另一梯队前去替换。冯燕和留守同仁则会尽快募集所需物资。在此之前，他们已经考虑到灾区儿童能否听懂他们的台式普通话，请上海民政局招募了讲四川话的志愿者。另外，他们担忧的是两岸没有直航，直接影响工作效率。他们已经在跟台湾红十字会联系，看能否随红十字会的救援队伍飞去四川。

    紧张，却有条不紊。这得益于1999年9月21日那场大地震。冯燕还记得，第一次遇到如此重大的突发灾难，台湾人也是手忙脚乱，急忙寻找日本阪神地震的经验。今天，得知大陆也有众多热心人想为四川灾区献爱心，冯燕和其他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港台专业人士，一致叮嘱：“热心虽好，但还是要有组织、有计划、接受相关训练才行。”

政府也成灾民
第一周：生命救援

    1999年9月21日凌晨，台湾发生里氏7.3级地震，震中在台中南投县，当地多山，地形类似四川。“儿盟”在22日就组织人员赶赴灾区，因为匆忙，迷了路，他们开的小车马力不足，再加上道路损毁严重，根本无法进入重灾区。

    “一定要用四轮传动的车。”这是当时所有进入灾区的人的经验之谈。“儿盟”很快调来越野车，并请调挖土车。23日，他们的第一批社工到达灾区。“我们进去灾区时，‘慈济’他们已经到了，而且还带着救济金到的。”佛教慈善团体“慈济基金会”的反应速度之快让冯燕叹服，也让台湾的政府部门都自愧佛如。9月21日、22日两天，慈济就已经在灾区发放紧急救助金一亿六千万台币，接受帮助的民众有十二万人次以上。

    这时，当地的社会福利单位已经成为灾民。台湾的行政部门设置与大陆不同，台湾的民政单位主要负责户政、殡葬、宗教等管理，另有社会局、科负责社会福利事务。在台中的一些乡镇，社会科只有很少几个工作人员，地震之后能参与救援的人更少。

    按照社工对自身角色的设定，通常是“政府主导，社工帮忙”，但是地震之后，当地政府部门都已成灾民。他们立刻调整定位：“在政府还没到达的地方，我们先代替他们帮助灾民。”

    “儿盟”到达后，与“慈济”等团体同样在建筑较为坚固的学校前设立服务点，两个团体很快配对、分工合作。“慈济”的志愿者们埋锅造饭——除了军方食物都军方自己准备外，当时几乎所有灾民和参与救灾的人群都吃过“慈济”的便当。“我们都是自己带着干粮过去的，但是那时候，能喝上一碗热汤面，不知有多幸福。”冯燕说。

    震后第六天进入灾区的前台北市民政局局长林正修却显得有些不知足：“慈济一开始是煮斋菜，后来我们也要求他们做荤菜。”小细节却有大学问。一方面，救灾工作人员劳心劳力，吃不惯素食。另一方面，除了慈济，有些灾区还有其他机构提供便当，重复发放实在可惜。调度便当就成为当时的重头戏，好在救灾人员很快做出反应，指定一个机构每天调查灾民要多少、消防局要多少、警察局要多少……要荤的还是素的，然后统一安排机构煮便当，统一发放。

    这位救灾经验丰富的前公务员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急切地请媒体转达他的建议：“进不去灾区的心理辅导员可以多给灾区的人发短信，每天至少两三条，抚慰他们。少打电话，电话太占频宽。”“大陆网友制作的救灾地图很棒。我想发起一个网络地图协助救灾的计划，MSN可以当成商讨的平台。”他看电视注意到“温总理去哪里，媒体就跟到哪里，其实有些次灾区受灾也很严重，媒体没有足够报道，外界也不了解。所以不要单纯跟着媒体走” 。

    香港中文大学社工系教授林孟秋从社工角度对灾区新闻采访的艺术也有建议：“人家整个脸都是血，记者还在问‘你痛不痛’，答案不是很明显吗？其实不用这样提问，如果你能先安慰、鼓励一下对方，人家也会对你讲述的。”林孟秋曾经带领学生参与香港非典时和其他灾祸发生后的心理辅导。她指导的博士林娟芬恰成为参与台湾921地震救助的专业社工。

    921地震发生时，担任台南神学院社工系主任林娟芬博士正带着学生在郊外做灵修会。他们立刻停止灵修会，紧急返回学校开会，在9月22日就到达灾区。他们的经验是立刻联系当地的基督教教会，把教会当作据点，这不仅可以让他们迅速找到当地人，了解当地灾情，也为后来物资的顺利发放买下伏笔。

“要坚强，不要哭”的劝告没意义
第一个月：哀伤辅导，通过祷告来舒缓情绪

    林娟芬带去灾区的学生分成小组，每组工作三四天之后都要返回后方汇报情况、休整。冯燕带去灾区的社工和志愿者也都分成梯队，轮替接力。“我们第一批派去的人一下子呆了十天，真是惨啊。所以我们深刻体会到，一定要轮替。”冯燕说。

    林娟芬至今记得灾区的味道：“在前方，大概第三天就开始闻到尸臭味，卫生局就开始做消毒工作，于是就是消毒水的味道混着尸臭味。”震中中寮一座教会被辟为停尸间，景象更是触目惊心。再加上前几天余震不断，且不提灾民和普通的志愿者，就连冯、林这样的资深社工，都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所以我们有几个核心领导互相支持、替代，也一定要学生轮替。我们是教徒，也可以通过祷告来稳定情绪。”林娟芬说。

    去到灾区的热心人要救人就要先让自己身心健康。身的方面，冯燕教授提出：“都要打防疫针，带好干粮、衣物，都要健康，怀孕或者正在月经周期的女性都建议不要前去。一定要让自己做一个有用的人，才能去帮助别人。”心的方面，林孟秋教授建议说：“很多人去灾区自己就哭出来了：为什么生命是这样的？会愤怒或者心灰。所以应该在去之前做一些暖身练习，跟亲友探讨怎么看灾难、死亡、上天的无情，自己有一个思考过程再去灾区会比较好。”

    去到之后，从与灾民接触的第一刻开始，每个人的一言一行都会影响到灾民的心理。专业人士因此都建议，志愿者在去灾区之前最好接受哀伤辅导的培训。

    哀伤辅导的目的是让对象接受亲友去世的事实，重新出发。“人多的话，可以多做小组活动，互相支持、发泄情绪。可以让小孩子在一起抱头痛哭，讲出恐惧，互相支持，舒缓情绪。”林孟秋说，比如可以让孩子讲故事，每人讲一句；或者给白纸让他们画图，画他们的家庭，或者用小动物代表现在的心情；也可以让每个人讲自己的家庭，让他们讲出来、哭出来。

    这些经验，在林娟芬和冯燕参与的灾后心理辅导时，都得到了应用。林娟芬还带着信教的儿童一起唱诗、祷告，同样有助于舒缓压力。

    可是还是有孩子抗拒接受心理辅导，怎么办？“我们就募集玩具，吸引孩子。如果孩子还是拒绝接受辅导，我们只有在后续通过家庭访问来慢慢解决。”林娟芬说。

    其实不仅是孩子，有些成人在灾后也并不完全愿意接受心理辅导。参与921灾后心理救援的一些心理咨询师就遇到这样的情况：灾民们一般不会觉得自己有“心理问题”，只是想找人谈话。这时心理咨询师熟悉的“会谈室操作典范”并不一定有效，耐心的倾听和陪伴更为重要。

    “初始阶段最重要是陪伴，听他们讲述，把当时的恐慌、惊吓讲出来。听的人不要指责，不要讲‘你好可怜’，也不要说‘不要哭了’、‘节哀顺变’、‘要坚强’之类的话，其实没意义。当时有个人一家9口死了8口，他一个人在外出差幸免于难，他就一直说：怎么办？怎么办？我们只能陪伴他，只能说：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我们一定陪伴你们共度难关。”林娟芬的经验是“倾听”，却不止于“倾听”：“他们讲述他们的忧虑的时候，要引导他们讲出来担忧的具体什么，然后尽量帮他们找到资源。”

    需要心理辅导的不仅有灾民，还有参与救援的人。“那些二十几岁的阿兵哥一天要搬几十具尸体，后来手脚都软趴趴的。不做不行，做又做不完。他们也是我们的服务对象。”林娟芬说。

    甚至在后方，同样有需要心理支持的人群。香港资深社工吴惠贞就告诉记者，汶川地震发生后，她参与的广州NGO“启创中心”就不断接到四川籍外来打工者的电话。“他们可能失去亲友，资讯又不够，又回不去，又担心。珠三角有很多这样的外来工。”启创中心决定在外来工经常活动的地方设服务点，为他们提供四川的最新消息，也为他们提供一些哀伤辅导。

    “通常心理创伤的恢复平均都要一两年，大灾难之后通常要两三年才能恢复。也有蛮多人因为熬不过去而自杀的，这部分我们做的很辛苦。”林娟芬说。台湾的调查研究显示，震灾区南投的自杀率，2001年较1998年上升了高达81.09%。

    香港大学自杀预防研究中心主任叶兆辉博士综合台湾研究指出，在震灾后，“特别要针对丧失子女、丧夫的中年女性及因家园被毁并失业的中年男性和年长有病的长者等”提供精神支持。

    林孟秋教授还特别提示：“四川有很多少数民族，有不同的文化传统，对死亡的认知、忌讳、丧葬礼仪都不同。去当地的救助者需要考虑当地的风土人情。”

救灾时可以牺牲一些民主去实现效率
更长的时间：资源分配防“乱”

    除了“慈济”、“世界展望会”等体制完善的大规模慈善团体之外，台湾的大多数中小民间组织和热心人士在921震后的头几天，一个记忆都是“乱”。冯燕就眼见着有些热心人自己开车送来物资，却因为交通堵塞进不去灾区，就把物资交给后面的车辆带进去，自己又去运其他物资。

    一些负责收集物资的单位和团体也对一些热心人的善举哭笑不得：太旧的衣物、过期的食物，不合用的锅瓢碗盘都捐了出来，令得工作人员手忙脚乱，拒绝他们的善意，又会招来一顿白眼。

    接着麻烦的事是如何分配物资，有些社团志愿者抢着要发放物资，那是很有成就感的工作，能见度最高，还可以拍照留念。结果就造成物资发放处乱成一团，大家都在抢有利的位置摆摊设位。

    台湾的社工们给捐赠者的建议是：“要考虑受赠者的需求，把拿出来的东西稍微整理一下，而不是趁机会把家里不要的东西像资源回收站这样丢出来。”对发放问题的解决办法则是：做分工，你发早餐，我发午餐；你发棉被，我发日用品……

    更麻烦的是，在众多民间团体一起涌入灾区后，有些团体之间的调研项目重叠，让许多灾民本来就烦躁的情绪更火上浇油：“怎么你们反反复复老来问这个问题？！”

    这时又需要分工合作。冯燕和参与救灾的民间组织代表，每天都要一起开会，他们推选出执行小组和最有资历的人作唯一的主席，由他们为各组织安排分工。当发生分歧时，由主席做最后决断。“救灾时候，可以牺牲一些民主去实现效率。”冯燕说。

    在各路民间组织里，有一部分人专门负责资讯。他们利用受震损毁不严重的暨南大学的设备，印刷制作《921社工咨询快报》，每天出刊，让需求和供给之间互通有无，提供当时最快捷的信息。 

    有些灾民身处比较偏僻的地方，不一定能及时获得救助。冯燕和同仁们只有用“最笨的办法”：背着物资走出去，能走多远走多远。同时印发传单，写明救助点在哪里，资源中心在哪里，见到灾民就灾发放，并请他们转给亲友。“这个时候最怕产生不实或者不准确信息，如果民去了一个地方却没有得到相应的救助，会对他们造成二度伤害。所以最好就是印出白纸黑字。”

    一些摄影师响应需求做起“拍照志愿者”。因为当时灾民要领取财产损失的救助多需要把门牌号、电器等财物拍照为证。

    遇到有人反复领取物资甚至囤积，怎么办？除了让媒体曝光之外，“儿盟”的办法是给物资编号，也让领取者登记。现在，“儿盟”在发放物资的时候还会带上照相机，为领取者拍照留底。台南神学院除了登记之外，还请当地教友一起发放物资，教友与当地人熟悉，可以看出哪户人家反复领取物资。

    “但是说实话，这个时候‘兴利’比较重要，‘防弊’不是第一位的。”冯燕说。当他们发放食品的时候，有个爸爸一下抱走了三箱方便面。“他是怕孩子不够吃，抱走就抱走吧。他需要心理上的安全感。但是同时我们也会提醒他，一定要注意保质期哦，如果快过期还没吃完就分给别人吧。我们还会告诉说，我们已经给你登记了，知道你住在哪里，以后还会去你那里探访的，让他安心。”

    这个阶段，政府也逐渐为灾民发放抚恤救助金。台湾的民间团体又多了一类工作可做：协助政府发放救助金。“有人会利用机会从中榨取，我们就挨家挨户去访问。还有的人拿到钱之后也不知道怎么办，我们会帮他们去银行开户。”林娟芬列举说。

    孤儿的抚恤金怎么处理？他们父母生前的债务或遗产所引发的问题怎么处理？他们没有适当的人照料，或者亲属互相推诿时怎么办？这些都是当时台湾灾后出现的问题。民间组织因此推动公家部门设立规范，对孤儿的财产采取强制信托，对孤儿的照顾责任按照血缘关系顺序裁定。

怎么我献爱心你还不要
自我完善：找寻自己的生命史

    冯燕当时担任执行长的“儿盟”，在921震后第一时间，就接到很多热心人的申请，提出想收养孤儿。但是有些孩子或者孩子的家族亲戚并不愿意接受。“一些热心人也很受挫，甚至会质问，觉得怎么我献爱心你还不要。”“儿盟”的工作人员只有向他们解释，要尊重儿童意愿，也要给儿童一段时间去治疗哀伤。

    他们也建议热心人，要帮助儿童还有很多可以做的：可以设立助学金，或者帮助就业，或者有的孤儿在震后连家里一张照片都找不到了，如果能帮他们找寻自己的生命史，也是善事一件。“灾后重建是很长时间的事情，大家的热情不要在第一时间就燃烧光了，要轮流接棒。”冯燕说。

    热心人还会追问社会福利团体：我捐的钱物你们花到哪里了？有没有按我的意愿使用？

    1999年10月初，在冯燕等人的呼吁下，台湾“全国民间灾后重建监督协调联盟”（简称“全盟”）应运而生，当时还享有声望的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李远哲被召集人。“全盟”两大部门之一负责捐款监督。他们一方面提醒捐助人不要把钱留下就走，一定要索取收据；另一方面要求接受捐款的单位公开账目，如果受款者没有网站，可以在“全盟”的网站上张贴。“全盟”也会派人定期访视，监督受款者查账。一些会计师志愿者也会帮助查账。一旦发现问题，就送交内政部处理。

    “全盟”的另一大部门负责服务协调。他们将加入联盟的各团体按照服务特色分组，每组有一个召集人。“我们也知道很多团体急匆匆加入救灾，并没有长远打算。”冯燕说。“全盟”就将他们分成梯队，互相接力。每个提供服务的组织都要提交报告，接受监督。

    以救灾为己任的民间组织台湾红十字则因为921地震，将自身的救灾体系转型为备灾体系。该会秘书长陈世魁虽然921的时候在外国，没能亲历，但是亲历了美国911，也对佛罗里达州的洪水、新奥尔良的飓风印象深刻。“现在地球气候变化那么反常，谁也不知道下一个灾难会在何时何地发生，备灾尤其重要。”他说。

    在921之前，台湾红十字会已经有救灾演练，但是并不扎实。而在灾后，他们每年都邀请消防单位为志愿者做训练，并联合政府防灾部门进行至少一次演练，有些志愿者还会被派送美国受训。同时，他们获得香港红十字会和红十字会国际联合会的支援，在台湾设立24个备灾中心，每个中心都至少储备帐篷50顶、睡袋800个、毛毯800件等物资，还有抽水机、千斤顶、油压剪、无线对讲机等急救器材。一旦有紧急情况，可以就近调配物资，而不用等海外援助。

    5月16日下午陈世魁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时候，由台湾红十字会派出的22人搜救队和一只搜救犬已经飞抵四川。而在此之前，他们已经运送100多吨物资到四川，都是从他们的备灾中心直接调出的。

与其当灾民，不如当志工
家园重建：以长青村和桃米社区为例

    “内地很多人只知道香港有红十字会、乐施会。其实香港还有很多小的慈善机构、基金会，都有很充裕的资金，但是现在找不到项目可以捐助。如果内地有组织可以提出具体的、可行性计划，香港很多人是愿意捐助的。我相信只要当地人能想到的需求，在香港都可以找到资助者。”在香港多个基金会有兼职的林孟秋教授说。

    如何帮助灾区制定出“具体的、可行性计划”？台湾的经验同样值得参考。

    冯燕的同事，台大建筑与城乡研究所教授刘可强一直从事社区营造的实践与研究。他推荐了台湾两个灾后重建社区的范例。

    南投县埔里镇的“长青村”是一个被震出来的村子。震前，王子华、陈芳姿夫妇在埔里开餐馆，王子华兼职做陶艺。大地震后，屋舍都倒了，两人成了灾民。“与其当灾民，不如当志工”，夫妇俩很快投入赈灾工作，协助救援物资发放，协调支持团体进驻。

    不久，陈芳姿接到埔里佛教菩提园的召唤，请她义务帮忙照顾一些震后无依无靠的老人。她向政府及民间组织申请紧急协助，获得公务部门拨借三千坪土地，又获慈善团体和爱心机构捐赠七十四间组合屋设备，命名“菩提长青村”，于2000年3月11日启用。陈芳姿成为这里名义上的“村长”，实际上的“长媳”。

    按政府计划，所有组合屋在两年后都必须退还。可是老人们在“长青村”住得不愿意离开，还不断有慕名而来申请入住的老人。到今天，“长青村”仍在，包括刘可强在内的一些社团、学者一直在为这个村落与政府协商，建议保留这个社区；如果非搬迁不可，也请政府正式划拨一块土地，让老人们可以集体搬迁、长期安居。

    “长青村”从成立以来，得到诸多基金资助，缘自夫妻俩和老人们不断提出富有创意的方案。老人们不等不靠，自己在村子种植有机蔬菜和花卉，不仅让自己三餐吃得健康、美化了社区，也活动了筋骨。王子华教老人做陶，既可打发漫长时间，还可以帮一些有轻微中风的老人复健。完成的陶制品，结合老人种植的观赏植物，即成为实用美观摆饰，可以为小区自辟财源。 
 
    他们还为来访者提供“感恩餐”，工作人员烹饪，老人做力所能及的帮助，“全家”一起迎接客人。更有趣的是独家提供的“半杯咖啡”： 刚开始卖咖啡时，充当服务生的老人们会害羞地端着咖啡，一路“抖”到客人面前，成了长青村知名的半杯咖 啡。而几年熟悉下来，老人们已经可以带着自信的笑容“坐台”，“半杯咖啡”也变得罕见。

    刘可强推荐的另一个社区是离“长青村”不远的“桃米社区”。震前这里只是一个偏僻的小山村，农业没落，大量年轻人口外出打工。921地震震毁了桃米村几乎全部房屋。灾后重建时，在一些环保团体和返乡知识青年的引导下，这里提出了转型为“生态村”的计划。

    村民在村落信仰中心“福同宫”的旁边保存部分地震痕跡原貌，建成震灾纪念馆。同时借助依山傍水的地貌和生物多样性，开发生态旅游。村里有专门的污水处理池。村民则以经营家庭旅馆、提供导游服务等获得收入，经济小康。

    因为地震，在台湾引发出对原本比较少研究的地方历史、口述历史的关注，至今仍有基金会在资助此类项目。